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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孙景兰的初印象是没什么印象。那时她抱着一堆快递，身上穿着什么已经记不清了，脚上踩的既像凉鞋又像拖鞋。我们一起等电梯，楼道很静，只有电机匀质地发出嗡声。

门开了，别人出来，我们进去。我按好数字，问她：几层。她说：不用。

我回头，她双臂兜了四五个箱子，但看起来并不吃力。我侧身后退一步，她说：我跟你一样。

我们一起出电梯，一起左转，一起直走，一起到走廊的同一个深度停下，转过身面面相觑。你也住这儿，她说。之前都没见过，我说。才搬来没多久，她把纸箱子一扔，嘭地冲我笑了下，以后就是邻居了。

她是任何人擦肩而过都不会惊起波澜的那种人。但彼时我不想面对母亲——无论打开家门她在还是不在，我都不想碰到她。于是我多看了孙景兰一眼。

楼道偏暗，女人的皮肤像蒙了层薄雾，笑容隐没成一道弧线，只有那反射着微光的双眼尤为突出。与此后轻健爽利地出现在他人面前不同，她第一次就给我一种干净又脆弱的质感。也许正是受这股说不清的直觉牵引，我们日后才生出种种事端。

但说到底，那会儿我对她并不如何关心。我们打过招呼便转身各回各家。

母亲坐在卧室的梳妆镜前，直到我换好鞋，进入客厅，她也没有起身。如果没有人说话，她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不说话，所以我得先出声。她刚从医院体检回来，我便问她结果怎么样。老毛病了，吃吃药打打针，她边答边梳头，我望见镜子映出她乌发雪肤的面容。

从小我就知道母亲是个美人，别的母亲出门，旁人会夸孩子机灵可爱，而我的母亲出门，大家会说你不像生了个孩子。

而我确实本不该出生。在我还以为父亲只是经常出差的年纪，“私生子”、“野种”等字眼就已通过窃窃私语悄然灌入耳朵，每当母亲高调地带着我在亲戚聚会间穿梭，我总能听到她听不到的另一种声音。

他们夸我漂亮、聪明、成绩好，一转身，又戏谑地问我“见过爸爸吗”、“怎么跟妈妈姓”、“逢年过节去看爷爷奶奶吗”。我认真回答，他们笑，闭口不言，还是笑，我渐渐很讨厌这种场合。母亲却还是昂着脸，甩着一头波浪似的时髦卷发，一有机会便把我往嘁嘁喳喳里推。

我不得不学习用一套约定俗成、符合预期的语言去向外人描述父亲，比如身强体壮、沉默寡言、任劳任怨，以大众共有的幻想去替代那个真实的、不着家的，有满脸褶子和半头白发的发腮老头。在人群中生存就要承认人类社会的自然，但人们常常忽略，对自然界而言，“父亲”才是不自然的；从没见过哪种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主张父亲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，相反，我们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从母亲中诞生。

母亲因生下我而成为母亲，而父亲则依托母亲的指认才成为父亲，倘若她不曾要求我称某人为父，那么父亲便从不存在。自我小时候理解到这点后，便能勉力与风言风语共存。

然而，我小学时出了一件事，使我对母亲、对世界的感知再次经历了嬗变，这事后来也影响到了我选择初中。那时我就读的学校在市里数一数二，我能待在实验班里，据说还是因为母亲托人送了礼。所有家长都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他们甚至以家长委员会为赛场，亲自比拼如何蹿到离老师更近的位置。

事情发生在我四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布置了一篇主题为亲情的作文，我规规整整地写完交上去，后来果然被评为优秀范文。在课堂上当场朗读后，又被贴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至少要挂够一周以示表彰。

可是一下课，我的作文就被撕了下来。为首的女孩儿把纸踩在地上，跺出好几个脚印。

“你撒谎！”她气呼呼地叫唤，“老师说记叙文就要写实事，你通篇都在撒谎！”

“大家看啊！”她指着我鼻子说，“她都没有爸爸，怎么能写《我的爸爸妈妈》呢！”

熟悉的杂音渐次扩大，编织成一张轻盈而结实的网。狭小的封闭空间里，四五个孩子崇拜地围在女孩儿身边，她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，耀眼如同公主。

“我妈都说了，她是单亲家庭，她爸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写成这样还能拿红花，难怪我妈说她们家老喜欢钻空子……”

我扑到公主身上，她顿时高声尖叫。门外来上课的老师冲进来把我们拉开。后来我回到家，母亲咽不下这口气，隔天又去把对方家长也约到学校。她不会无理取闹，但也决不畏惧争吵，所以总能口齿伶俐地赢得胜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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