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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景兰住在我家对门不过两三步路的距离。大多数邻居只会给过道留下一扇死气沉沉、不知道能否打开的防盗门，她不一样。我曾在上午、下午，白天、黑夜去敲她的房门，她总会开的，一个不用坐班的家庭主妇，诸事肇始前，我的了解点到即止。

无需太多信息，我只要知道她是个安全的女人就可以跟她上床，连交换姓名都可以算作意外。不过我大约能推断出她的年纪，三十出头，最少也要比我大一轮还多，第一次被我掀开衣服时，却害羞得像个怀春少女。我把她捂脸的手臂拉下来，告诉她如今就算像我一样的高中生也不流行这套了，我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少女时代早已结束，离成年只差一步之遥。

放开一点，或者让我停下。我说这话时抵住她的鼻尖，没有气息的纠缠，她抿成一条线的嘴唇拒绝着我，也拒绝吐露半个不字。她还需要适应，而我不会让这点不适影响到侵占的兴致。

孙景兰丈夫不在家的日子，她就合该是我的。作为二人之间的第三者，婚姻里的幽灵，我既有自觉，也有义务，同时没有道德和责任。毕竟从人生大道拐进婚礼殿堂的人不是我。我可不曾在交换戒指的仪式上许下承诺，“无论贫富”、“无论贵贱”的誓词难道不是近乎于赌咒？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是出生在婚姻里的孩子；而跟另一半发誓要共度一生的人还是倒在了外来者身前。

是她的赌咒招来了我这个报应，她破了誓，就不能再装作无辜的样子。我很高兴在一切提醒她妻子身份的地方操纵摆布，她的羞耻心像我洗完手用来拭干的纸巾，吸饱水皱成一团，它甚至还是干净的就要被丢掉了。

看啊，你的婚纱照。有一次我故意把她拖到卧房的照片墙旁，大小错落的相框里只有一张红底合照，它不大，却因世俗价值而挂在最中央。照片里的女人跟照片外的没什么差别，只是一个含笑，一个似笑似哭。

我按住她的头，把脸压扁在白纱上。才结婚多久就出轨了？我又说，可惜结婚早了，不然你不得穿着这身在新婚前夜跟我通奸到天亮。她抖得更厉害了，几乎塌平后腰来蹭我，嗓子也夹出又哑又甜的叫唤。她厚实的手掌根部因反复推压而油亮透红，半撑的小臂绷出流畅线条，一直以来她都给我身手矫健的印象，大概是那种干活不会停歇的勤快女人。

然而只要我抬手，她就会缩起高挑的个头，宽阔的肩膀向里内扣，像只老母鸡般卧过来；搂住我的时候不使劲，被我抱的时候也不挣脱，敛着一身力气没处用，只好令她自己掰弯腿，无论如何都别撒开，我叮嘱道，她逐渐能完成得不错。

从三月到五月，我们只要一有空就偷偷相会，通常是我敲她的门，她被动地打开，然后被迫褪下衣物——如果她将之视为一种乐趣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扮演那个强人所难的角色。前两天我窝进她怀里，突发奇想地问她以前是做什么的。

“烘培师，主要在后厨做西点。”

一块完美嵌合的拼图，前职业立即使我对她身体的领会更进一筹。先做学徒、又去工厂，后来还去了企业和酒店，我嗯嗯地附和着，在脑内联想她胳膊上的暗沉瘢痕是烤箱烫出来的，揉面的手仍然保留了将指甲剪得圆钝的习惯，在她身上曾融着黄油和巧克力的味道，但这会儿只剩下发梢洗发水的精油香。

然后酒店经营不善裁员，我就回来，到我老公的店里……停！我打断她。我不想听你俩的爱情故事。

她愣了一下，脸颊在我后颈上贴了贴才继续说：没有，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我回来后才第一次见。

我转眼瞟向照片墙，最中间的位置空出来了，像一个被蛀出来的空洞，我不关心她是怎么说服丈夫的，就像我也不关心她如何向我解释。事实上，她解释性的语言本身就让我烦躁，更别提内容还是“到了年龄就相亲结婚”这种老掉牙的东西。

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厌烦，她顺毛一样揉了揉我的肚子，试探着提示道可以做蛋糕给我吃。难得主动的邀约，我点头答应下来。

于是这个周末，我把没写完的卷子搬到她家，当我推算诡计多端的数学题时，厨房里也传来锅碗瓢盆的复调合奏。这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下午，我写得快，她做得香，我盖上笔帽，她关好烤箱。

客厅里，年长的女人被挤进我和沙发之间，今天我不想命令她，她就自己解开衣领。我把脸埋进去，还没一会儿，手机响了。她立刻慌慌张张地拢起前襟。做贼心虚却歪打正着，电话是丈夫打来的，对方在那头通知过会儿要带朋友回来吃饭。

妻子需要在丈夫到家前做好准备，多余的蛋糕还没烤好，就被宣告不得涂抹奶油。我转身就走，孙景兰却拉住我的手腕。留下来一起吃吧，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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